【法院观点】本院认为：被告王立锋作为买受人（乙方）与第三人衡水宝盛公司（甲方）及原告衡水昌盛公司（丙方）所签订的分期付款购车合同，对买卖标的物即本案案涉汽车的性质、购买方式、所有权转移条件及违约条款等内容作出约定，明确载有缔约当事人的签章，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同依法成立。购车合同中关于付款内容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且不损害国家、集体及第三人合法利益，属有效合同。被告王立锋作为买受人，于2012年2月3日向第三人衡水宝盛公司出具承诺书，并在车辆还款计划表中签字，系其真实意思表示，故其应当按照其与第三人衡水宝盛公司约定的还款方式（期限及金额）偿付购车款及利息。 2012年3月1日，原告衡水昌盛公司与第三人衡水宝盛公司签订转让声明一份，第三人衡水宝盛公司将其对被告王立锋所享有的购车款债权转让给原告衡水昌盛公司。被告王立锋于2013年2月7日向原告衡水昌盛公司出具欠条一份，明确载明欠原告衡水昌盛公司三万元，并承诺于4月3日还清。第三人衡水宝盛公司虽未向被告王立锋出具书面债权转让通知书，但是根据被告王立锋向原告衡水昌盛公司出具欠条的行为，能够认定第三人衡水宝盛公司已通知被告王立锋发生了债权转让，故被告王立锋应当自其向原告衡水昌盛公司出具欠条时向原告履行欠款的偿付义务，欠款的给付期限为欠条载明的4月3日。 原告衡水昌盛公司所提供的由被告王立锋出具的欠条，载明欠款金额为30000元，并认为该30000元款项包括11810元购车款、4736.2元机动车强制保险费（及车船税）及13453.8元内部互助赔偿协议费用。被告王立锋对购车款11810元没有异议。对于机动车强制保险费4736.2元，二被告均未提供证据证明该笔款项已由二被告交纳，且在庭审中经向被告进行询问，二被告均不明确表示肯定或否定，故被告王立锋及俞桂芬应当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对于原告衡水昌盛公司所主张的内部互助赔偿协议费用13453.8元，被告王立锋对该项费用不予认可，且原告衡水昌盛公司未提供其与被告王立锋之间所订立的内部互助赔偿协议，亦未提供其他证明足以证明该项费用收取的依据，故原告衡水昌盛公司应当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被告王立锋未按其向原告衡水昌盛公司出具欠条承诺的期限偿付欠款，故原告衡水昌盛公司有权要求被告王立锋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原告衡水昌盛公司要求被告自逾期之日起按照月利率2.5%计算至提起民事诉讼之日止，该逾期付款违约金偿付标准不符合当事人之间约定，且明显超过法律规定，本院予以调整，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履行情况、当事人过错程度以及逾期利益等综合情况，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酌定逾期付款违约金的计算标准为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原告衡水昌盛公司要求被告支付购车款、机动车强制保险费、车船税及相应逾期付款违约金（利息）的诉讼请求，应予支持，要求被告支付内部互助赔偿协议费用及相应逾期付款违约金（利息）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不予支持。 被告王立锋与原告衡水昌盛公司及第三人衡水宝盛公司之间签订分期付款购车合同并形成债权债务发生在被告王立锋与俞桂芬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原告衡水昌盛公司就以被告王立锋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且要求被告王立锋之妻俞桂芬承担夫妻共同债务。被告王立锋、俞桂芬均未提供证据证明本案所涉债务为个人债务，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即被告王立锋与被告俞桂芬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或者虽约定所得财产归各自所有但已被债权人所知晓），故被告王立锋、俞桂芬应当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原告衡水昌盛公司要求被告王立锋之妻俞桂芬共同偿还本案债务的诉讼请求，应予支持。 被告王立锋主张其所负担的债务已超过诉讼时效，原告衡水昌盛公司提供的由被告王立锋于2013年2月7日出具欠条载明的还款日期为4月3日，原告衡水昌盛公司提供催款证明显示其中一次催款时间为2015年3月6日，被告俞桂芬认可原告衡水昌盛公司曾派人到家中进行催要欠款，但对于催要时间认为是在2016年初，综合本案案情及当事人双方所提供证据，确信原告衡水昌盛公司曾在诉讼时效期间内向被告主张过权利的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故应当认定原告衡水昌盛公司向被告王立锋、俞桂芬提起民事诉讼时（2016年2月2日）未超过民事诉讼时效期间。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六条、第八条、第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五条、第七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法院观点】本院认为，本案中，原、被告住所地均不在重庆市江北区，各方亦未举示证据证明，原、被告任何一方的经常居住地在重庆市江北区，陈隆举示的借条上也无任何记载，合同签订地、履行地及标的物所在地等与案件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在重庆市江北区，故本案本院不具有管辖权。依照我国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合同约定履行地点的，以约定的履行地点为合同履行地。合同对履行地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的，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本案中，鉴于陈隆举示的借条上，并未明确约定合同履行地，但考虑陈隆作为接收货币一方，其住所地在重庆市沙坪坝区，故本案可由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法院管辖。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第三十六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法院观点】本院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被告亿龙机械厂在原告出具的《催款函》上，确认尚欠原告货款295970元，且《催款函》与原告举出的其它证据可以相互印证，足以确认被告欠款事实，故对原告主张被告支付货款295970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一条的规定，“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时间支付价款。对支付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买受人应当在收到标的物或者提取标的物单证的同时支付”，原告诉请被告亿龙机械厂支付自起诉之日起至清偿之日止的利息，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被告亿龙机械厂为个人独资企业，被告阮红喜为投资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第二条的规定，“本法所称个人独资企业，是指依照本法在中国境内设立，由一个自然人投资，财产为投资人个人所有，投资人以其个人财产对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责任的经营实体”，被告阮红喜作为被告亿龙机械厂的投资人，依法应对被告亿龙机械厂的债务承担无限责任，故原告诉请被告阮红喜与被告亿龙机械厂共同承担付款责任，理据充分，本院予以支持。 两被告经本院公告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对本案作缺席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法院观点】本院认为，根据原告提供的证据及本案实际，可以认定被告施大勇购买原告的木材并欠原告货款的事实。原、被告该买卖行为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有关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被告欠原告的货款理应偿付。2015年9月8日，双方对账后，被告施大勇以欠款人的身份在欠据上签字、捺印，并确认欠原告木材货款426000元，且庭审中，被告施大勇对所欠原告木材货款的数额亦无异议，对此本院予以确认。原、被告对原告所供木材的标准及质量并无明确的约定，被告施大勇以原告所供木材存在质量问题进行抗辩无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因该债务发生于二被告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未明确为被告施大勇的个人债务，根据法律规定，应认定为二被告的夫妻共同债务，应由二被告共同偿付。即使原告主张的欠据的内容不是被告田磊所书写，也不影响欠据所载债务为二被告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被告以被告施大勇与原告的木材买卖业务收入未用于家庭生活为由主张不承担责任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不予采信。 根据合同法的规定，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时间支付价款。对支付价款的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该法的有关规定仍不能确定的，买受人应当在收到标的物或者提取标的物单证的同时支付。本案原、被告对支付货款的时间未明确约定，原告要求被告自出具欠据之日起承担欠款利息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被告施大勇以原告所供木材存在质量问题主张不承担利息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信。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法院观点】本院认为：被告白鸿于2012年10月27日向原告真诚公司出具《欠条》的行为，应视为系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被告应当依约履行付款义务。因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应适用合同法有关买卖合同的相关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一条：“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时间支付价款。对支付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买受人应当在收到标的物或者提取标的物单证的同时支付。”之规定，经庭审查明可知，原告真诚公司与被告白鸿就付款时间没有达成补充协议，本案无法按合同法第六十一条规定确定履行期限，因而应按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一条规定确定履行期限。本案中，《欠条》没有约定付款期限，所以作为买方的被告应在提取货物的当时支付货款。被告于2012年10月27日提取案涉钢材，就应在当日支付款项。现原告于2015年8月17日起诉要求被告支付货款85707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 根据《欠条》中约定的滞纳金标准为：“逾期未付，每日从提货之日起按所欠金额的2‰支付滞纳金。”本案中，被告未在提货当日支付原告货款，原告有权主张滞纳金。本案诉讼中，原告自愿将第一项以及第二项诉讼请求中关于滞纳金和违约金部分变更降低为要求被告承担以货款85707元为基数，从2012年10月27日起至判决确定的付款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人民币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四倍计算的滞纳金。因原告变更后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悖，本院予以支持。 原告真诚公司并未举证证明在本案中产生了保全费、代理费以及因催收债务产生的差旅费，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应当承担举证不力的法律后果。故原告关于此项费用的主张，本院依法予以驳回。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法院观点】本院认为，韩双林与刘健之间因买卖合同所形成的债权债务关系明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之规定，刘健应积极履行给付韩双林欠款的义务，刘健于2015年5月20日至6月20日给付4000元，韩双林请求刘健给付余款11000元的诉讼请求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中华人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法院观点】本院认为：原告徐和平从被告冯文仲处购买水稻种，双方形成买卖合同关系，该买卖合同关系不违反我国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合法有效。出卖人应当按照约定的质量要求交付标的物。出卖人提供有关标的物质量说明的，交付的标的物应当符合该说明的质量要求。种子使用者因种子质量问题遭受损失的，出售种子的经营者应当予以赔偿，赔偿额包括购种价款、有关费用和可得利益损失。本案中，原告种植的淮稻6号经江苏省盐城市农业科学院司法鉴定所鉴定，该品种与江苏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的“淮稻6号”品种存在极显著差异，不适宜在淮北地区作为小麦后直播水稻种植，且原告提供的淮稻6号种子标签明确注明栽培要点是一般5月上中旬播种，××等，6月上中旬移栽，可被告冯文仲向原告出售该品种时没有进行配套的安全生产栽培技术指导及风险提示，导致原告对该品种进行了直播，与原告受到的损失存在因果关系，被告冯文仲作为经营者应承担赔偿责任。赔偿的范围包括种子价款120元、可得利益损失1929.92元，2015年9月中旬的低温冷害是导致涉诉品种结实率低下、严重减产的原因，可以适当减轻被告的赔偿责任。江苏省盐城市农业科学院司法鉴定所是具有相应鉴定资质的，其依据相关鉴定技术规范所作出的鉴定意见是可以作为本案证据使用的，被告丰源公司、苏北农资、苏乐公司对鉴定意见存在异议，但未能提出足以否定该鉴定意见的证据，本院对其辩解理由不予采信。调解不成，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五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2013年修正）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六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法院观点】本院认为，关于本案应否驳回起诉、告知上诉人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的问题。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四条规定，当事人采用仲裁方式解决纠纷，应当双方自愿，达成仲裁协议。没有仲裁协议，一方申请仲裁的，仲裁委员会不予受理。虽然《煤炭买卖合同》约定了仲裁条款，但两被上诉人并非该合同的当事人，该仲裁条款的效力不应及于两被上诉人。本案中，上诉人依据与两被上诉人及新濠公司签订的《担保合同》起诉要求两被上诉人承担担保责任，该《担保合同》并未约定仲裁条款，而是约定由法院管辖。其次，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二十九条的适用问题。该条款规定：“主合同和担保合同发生纠纷提起诉讼的，应当根据主合同确定案件管辖。担保人承担连带责任的担保合同发生纠纷，债权人向担保人主张权利的，应当由担保人住所地的法院管辖。主合同和担保合同选择管辖的法院不一致的，应当根据主合同确定案件管辖。”从该条款内容可知，应当根据主合同来确定担保合同案件管辖的前提条件为：主合同和担保合同均发生纠纷诉诸法院，以及主合同和担保合同均选择由法院管辖。本案事实并不符合该条款适用的两个前提条件，故本案不应适用该条款。综上，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二十九条的规定，裁定驳回起诉有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 关于本案应否由原审法院管辖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案涉《担保合同》约定管辖法院为合同签订地人民法院，合同签订地为广州市越秀区。虽然两被上诉人辩称该手书的合同签订地的内容为上诉人擅自添加，系伪造，但两被上诉人经合法传唤未到庭，未对此提交任何证据予以证明，亦未对该《担保合同》或上面手书字迹的形成时间提出鉴定申请，故本院对两被上诉人的该抗辩意见不予采信。《担保合同》对管辖法院的约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本院予以认可，原审法院对本案享有管辖权，本案应由原审法院管辖。 综上所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依法对原审裁定错误部分予以纠正。上诉人广州恒旺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二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法院观点】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一是被告荣盛富翔公司是否应承担逾期交房的违约责任；焦点二被告荣盛富翔公司是否应承担逾期办理房产证的违约责任。对焦点一分析如下：原告张厚普与被告荣盛富翔公司签订的《商品房预售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形式不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为有效合同，双方均应按合同履行相应的义务。《商品房预售合同》第八条载明荣盛富翔公司应当在2013年9月30日前将经验收合格的商品房交付给原告张厚普。1998年3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六十一条规定：“交付竣工验收的的建筑工程，必须符合规定的建筑工程质量标准，有完整的工程技术经济资料和经签署的工程保修书，并具备国家规定的其他竣工条件。建筑工程竣工经验收合格后，方可交付使用；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不得交付使用。”2000年1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279号公布施行的《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建设单位收到建设工程竣工报告后，应当组织设计、施工、工程监理等有关单位进行竣工验收。”第三款规定：“建设工程经验收合格的，方可交付使用。”根据上述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被告荣盛富翔公司作为建设单位，负有组织设计、施工、工程监理等有关单位进行竣工验收的法定义务，本案中，被告荣盛富翔公司已经履行了该法定义务，该工程经勘察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验收，于2013年9月25日被评定为合格。2015年12月4日临沂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出具的“备案工程基本情况”载明涉案工程“已经建设单位组织有关参建单位组成的验收组验收，工程质量达到合格标准。经市（县、区）质量安全监督机构、本机关监督，其验收形式、验收程序、执行验收标准等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竣工验收备案文件（资料）齐全，本机关予以备案。”由此可见，“竣工工程质量验收报告”所依据的资料齐全，验收形式、验收程序、执行验收标准等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且其形成时间早于“备案工程基本情况”，因此，被告荣盛富翔公司提交的“竣工工程质量验收报告”足以证实涉案房屋经验收合格，涉案房屋具备《商品房预售合同》第八条约定的交付条件。被告荣盛富翔公司于2013年9月20日书面通知原告交房，原告张厚普已于2013年9月23日收房，说明其同意以房屋的现状作为交付条件。尽管收房时该楼房未经竣工验收，但该房屋于2013年9月25日经五方验收合格。因此本院确认涉案房屋在合同约定的交付时间已经具备交房条件，故对于原告张厚普要求被告荣盛富翔公司承担逾期交房违约金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焦点二被告荣盛富翔公司是否应承担逾期办理房产证的违约责任。原被告签订的《商品房预售合同》第十五条载明被告荣盛富翔公司应当在商品房交付使用后90日内，将办理权属登记需由出卖人提供的资料报产权登记机关备案，被告未提供证据证明在该约定期限内将涉案房屋的资料报送产权登记机关备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的规定，由于出卖人的原因，买受人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标的物为尚未建成房屋的，自房屋交付使用之日起90日未能取得房屋权属证书的，除当事人有特殊约定外，出卖人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原告张厚普于2013年9月23日收房收房，故其办理产权登记的期限截至2013年12月23日，但被告于2016年才通知原告办理产权登记手续，系被告违约，原告要求被告按照合同约定承担该部分违约金的要求，亦符合法律规定，本院按照合同约定的房价款1%即5084.22元予以支持。关于原告张厚普诉求“被告继续履行合同，并限期被告支付原告之房屋验收合格手续”，因双方在合同第十一条约定“……双方进行验收交接时，出卖人应当出示本合同第八条规定的证明文件，并签署房屋交接单……”，故本院予以支持。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参照《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十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法院观点】本院经审查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法院案件管辖权问题的若干规定》第三条，兵团人民法院管辖以下民事案件：（一）垦区范围内发生的案件；（二）城区内发生的双方当事人均为兵团范围内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案件（三）城区内发生的双方当事人一方为兵团范围内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且被告住所地在兵团工作区、生活区或者管理区内的案件。对符合协议管辖和专属管辖条件的案件，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确定管辖权。 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合同书》中第4条有：本合同条款经双方协商同意，由乙方草拟打印制作，双方留存，签字或盖章生效。发生纠纷由献县人民法院解决。此条约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合同或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中协议管辖的约定。原告选择其住所地的人民法院管辖没有违反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故被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提出的管辖异议不成立。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第一百二十七条第一款规定，裁定如下